“不要再被电视剧骗了，真正的毛主席是这样的，骨瘦如柴，瘦的脱相，穿的破破烂烂，经常吃不饱，现实太让人心疼了。”
长征那两年，从1934年到1936年，雪山、草地、飞机轰炸一路压上来，人饿得发空，衣服被雨雪反复折腾，补丁摞着补丁，身形瘦到只剩一副骨头架子，这才是当时那个“总负责”的日常。
1935年10月19日，队伍挤进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总算从死人堆里挪出来一截。
毛主席那会儿刚从反“围剿”失败的漩涡里挣开，又跟着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两万多里，脸颊凹着，胡茬夹着风霜。
到吴起镇才半个月，他就把骨干拉在一块，说起这段路。
1935年11月5日那次讲话，话不多，却把长征扭成了另一种味道：人是少了，可留下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是经得起折腾的那一撮，要“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听的人很多都吊着输液瓶似的刚缓过劲，他却认定这支瘦下来的队伍，比三十万人的时候还硬朗。
同年12月27日，瓦窑堡那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再往前推一步，干脆把长征叫成“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十二个月里，天上成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面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就靠两条腿，闯过十一省、二万余里。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跑到陕北，盯着窑洞里这个清瘦的领导人，追着问长征怎么挺过来的。毛主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共产党的路线没走偏，一条是苏维埃干部“英勇、坚决”，还有近乎“超人”的忍耐力和热忱。
后来在延安，窑洞土炕上一坐，灯一点，他提起长征，口风从来不是诉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开火，全国神经一下绷紧。那几年，社会上有人唱“亡国”也有人吹“速胜”，不少人对共产党只停在风闻上。1939年5月，西北青年救国会搞模范青年授奖，他讲起红军过草地“五十天没饭吃，吃树皮”，紧接着丢下一句重话：共产党“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刮地皮”。谁替谁扛苦，这么一比，青年心里就明白了。
同年12月，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把红军长征和北平学生上街放在一块，说这两股劲都是为了民族、为了老百姓。那天说话的人，穿着褪色棉袄，坐在台上时会咳两声，可提到青年，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对他来说，长征不是挂在嘴边的标签，是拿来点人的火种。
时间往前推，他对长征的琢磨，慢慢从身体的苦转到脑子上的筋。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一阵一阵迷信“本本”、迷信指示、迷信苏联经验，许多决策离中国实际越来越远，换来的就是根据地失守、部队掉队，长征本身就是这些错路压出来的代价。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论新阶段》里，把遵义会议当成一道坎，承认那次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里的严重错误，把党和红军从悬崖边拉回来，让长征有了出路。
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只有遵义会议以后，党才真正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路。到延安整风时，他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结合”，一面又提醒中央：遵义会议在政治、军事、组织上换了一条路，可思想里那股主观主义的残渣还在，不清一清，迟早又要摔跤。1943年，他提到王明一九三七年回国对中央路线的冲击，说得很直，等于把这一段教训钉在墙上，让后来的人天天看。
解放战争快到头的1949年，他又把“长征”三个字拎出来。这一次，说的已经不是翻山过河，而是“建设新世界”这条长路。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讲“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用了“长剧的短小序幕”来比喻，意思很明白：打下江山固然难，坐住江山、管好国家更费劲。紧接着，就是那两个被反复记起的“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坚持艰苦奋斗。骨子里的要求，没有变。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有人难免心里发松，他就再往长征那边拽一下。
1954年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谈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革命军队，用长征算账：二万五千里大概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差不多等于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中国钻到美国那一面。听着有点玩笑，其实是在告诉大家，这种“看着不可能”的事，已经干过一次。
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上，面对越建越大的工厂、学校，他提出勤俭建国，赞同厂长、校长在困难时期住棚子。说起长征过草地那阵子，朱德带着部队整整四十天睡在地上，没有房子，没有像样的粮食，只能啃树皮、嚼树叶。
语气不重，分量很重：过去能和群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现在为什么就不能。
1957年，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抛出那句“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解释“千方百计”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再加一方，九十九计再添一计。
听着像在回忆旧账，其实还是借长征精神给现实打针。
再看后来那些年里对勤俭、对实事求是、对独立自主的叮嘱，就很难把毛主席想象成电视剧里那种一味光鲜的领袖。真正站在历史里的那个形象，是一个穿着打补丁棉衣、饿得脸色发青，却还在火堆旁边铺开地图、替这个国家算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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