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作为悉尼黑荆湾城市更新的旗舰项目，全新升级的悉尼鱼市正式启用。记忆中的鱼市总是人头攒动，咸湿的海风夹杂着鱼鲜与炭火的气息，稍不留神手中的美食便成为海鸟的盘中餐。
与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不同的是，鱼市不仅是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名片，也是见证悉尼百余年发展史的重要地标。自1871年开业以来，它逐渐从一个交易批发场所嬗变为热门商旅综合体。这里的鱼市三迁，标志着港城百年。
悉尼鱼市最早建于悉尼市中心东侧乌鲁姆鲁的码头区域，旨在将鱼货交易纳入政府监管范围。早期的鱼市因卫生条件差、物流环节冗长、内部管理混乱而饱受诟病。19世纪末，随着南北渔场成为悉尼鱼货的主要来源，在雷德芬火车站附近兴起的民营鱼市大有超越官市之势。
为了重获市场主导权，悉尼市政府于1911年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禧市（Haymarket，即唐人街所在区域）新设鱼市。1922年通过的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公司（鱼市）法案》授予悉尼市政府集中管辖权，长达30年的鱼市之争终告结束。
20世纪60年代，新成立的新南威尔士州渔业市场管理局开始对悉尼鱼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高其竞争力。1966年，悉尼鱼市迁至黑荆湾皮尔蒙特现址，该地块原为壳牌石油公司码头仓库，昔日的工业锈带在鱼市的喧闹中重获新生。
随着悉尼进入后工业化转型加速期，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于1994年开始对悉尼鱼市进行市场化改革，结束了其垄断地位。尽管如此，目前仍有约一半的本地水产品经由悉尼鱼市销售。新增的餐饮零售区使悉尼鱼市跻身热门旅游景点之列，每年吸引约300万国内外游客到访。
老渔人的兴与叹
走进悉尼鱼市，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海鲜商铺，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南欧背景的老字号，如De Costi、Nicholas、Musumeci等。二战后，来自希腊和意大利的移民成为悉尼鱼市的中流砥柱，对当地渔业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巴尼亚托（Bagnato）家族，出身于渔民世家的迭戈和他的6个兄弟在1957年至1960年间相继从卡拉布里亚移民至悉尼。巴尼亚托兄弟凭借高超的航海捕捞技术一举成为业界翘楚，他们拥有多艘拖网渔船，通过家族经营建立了从船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和其他渔民一样，巴尼亚托家族需要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波动等多重考验。1969年初，多梅尼科·巴尼亚托驾驶拖网渔船“乌娜号”从诺福克岛驶向纽卡斯尔，当时没有GPS和雷达导航，他只能依靠罗盘航行七天七夜。在距离大陆约12小时航程时，“乌娜号”因遭遇恶劣天气而被迫改变航线。风急浪高中，渔船终于抵达科夫斯港，巨浪翻过防波堤，摧毁了码头和15艘船，多梅尼科和他的船员侥幸生还。
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加大了对商业捕鱼的监管力度，包括实施配额捕捞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和休闲垂钓保护区等。因水域环境污染问题，悉尼港自2006年起全面实施禁渔令，进一步限制了渔民的活动空间。
在黑荆湾的木材码头，几艘退役的拖网渔船静静地停靠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岁月的沧桑。2024年退役的“吉拉瓦号”是一艘长约18米的木船，1968年成为巴尼亚托家族的资产。“吉拉瓦号”和其他两艘渔船在2023—2024财年共捕获约400吨水产品，占当年悉尼鱼市交易量的3.6%。巴尼亚托家族第二代掌门人保罗曾感叹：“拖网捕鱼这门技艺正在失传。”年青一代如今选择不再继承家业，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移民带来的地中海饮食文化早已融入悉尼的城市血脉。炸鱼、薯条不再是海鲜的标配，以大蒜、橄榄油、柠檬和香草烹饪的菜肴丰富了悉尼人的餐桌。美食爱好者可在鱼市内设的悉尼海鲜学校精进厨艺，顺便采购新鲜食材。一年一度的“船队祈福节”不仅延续了传统的礼仪庆典，也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社区盛事。
新鱼市的喜与忧
在距现址几百米之遥的水岸边，一座占地3.6公顷的大型综合商业体即将开门迎客。作为城市会客厅，新鱼市在规划中遵循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其标志性的波浪形屋顶融合了诸多环保设计，如胶合木梁、太阳能电池板、雨水收集系统以及可引入自然光的天窗等。新鱼市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空间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游客可通过玻璃幕墙近距离感受早市拍卖的热闹场景，也可沿着滨海长廊一路向东走到乌鲁姆鲁码头。
由于预算超支等问题，悉尼鱼市在搬迁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现有商户对新鱼市设计和租约的担忧上。鱼商们普遍认为，新鱼市的地下停车场容量较小，对于长度和高度的限制不利于大货车行驶，分散在各楼层的功能布局也不利于海鲜搬运和日常销售。
此外，新店面装修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以及过渡期后租金成本上涨等潜在压力也让不少商户望而却步，新鱼市的开业时间因此一再推迟。
岁序更新，当南半球盛夏之际，悉尼鱼市也迎来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载着这座港城的百年记忆再次起航。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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